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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世界各国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中，学者们几乎公认：在几千年历史里，东方人（包括中国、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所谓“汉字文化圈”的民族）并没有（或缺乏）西方基督教的“虔诚忏悔和原罪赎罪”精神。
甚至有人说：许多东方人的思维定势为 “死要面子”、“死不买帐”、“死不认错”，对于自己的错误言行和犯罪事实，习惯于回避、抵赖、撒谎、推脱、捏造假象、强词夺理、编制伪证，“为尊者隐、为亲者讳”、百般狡辩、死不忏悔、死不赎罪！
然而，思想史告诉我们，儒家有一些学者（如王阳明），还是主张“致良知”、良心和廉耻的。
我们经常谴责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“虔诚忏悔和赎罪”！某些日本人甚至公然否认侵华屠杀的罪行！
而德国人对于纳粹罪恶的认罪忏悔，以德国总理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长久下跪的虔诚行为，博得了全人类的宽恕和尊重。
但是扪心自问，我们中国人自己又怎样呢？
我在这里要讲述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。
多少年来，每一个中学生，从语文课本里面都知道“三一八惨案”。
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。3月18日在执政府前，刽子手--警卫部队开枪屠杀徒手请愿的学生，打死47人，打伤200多人。这被称作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！
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后，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（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）、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蒋梦麟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王世杰、许士廉、高一涵、杨振声、凌叔华等文化人一致愤怒谴责段祺瑞政府；刘半农作词、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。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发表七篇悼文，包括著名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
当时，《晨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、《国民新报》、《清华周刊》、《语丝》、《现代评论》等媒体，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《京报》，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，广泛而深入地报导“三一八惨案”真相，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，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"三一八惨案"的消息、评论、通电，《京报副刊》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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