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加载中，请稍候...有时我会利用休息空隙，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，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，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我教他们唱歌。教唱结束后，我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，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我说：“闹了半天，你是中国人啊！”我就告诉他们：“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！”
1951年春，我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。公安局让我当队长，给我派了位政委，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。
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，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，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，我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，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，为我完成这段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。出发的那天，我们包下了三节车厢，队伍的成员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。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，人手一支步枪，还带轻机枪一支，踏上征程。
第二天凌晨，我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，全体下车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吃了饭。又雇了10辆大马车，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，除妇女、儿童外一律步行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，直奔永年城。
这虽是一群临时凑在一起、老幼男女相杂的日本人，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。我利用这一点，强调了行军纪律，希望大家互相帮助，克服困难，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，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，所以比较顺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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